文/李立偉
李丁讚和趙剛（本文省略敬稱）日前在中時發表幾篇討論野草莓的文章。我思考很久想要了解為何我和這些我所尊敬的老師們在對於野草莓的認識上有這麼大的落差？為什麼這個運動的複雜性能夠用既有的詮釋架構不加思辨地輕易套用？我能夠理解李丁讚的苦心，但顯然趙剛的文章更令人費解。我希望在這篇文章之中能對一些觀點做出回應，就先從趙剛的文章開始。
趙剛的文章有一個主要論點，他認為，論述貧血的野百合世代—野教授們—重新在野草莓身上打造悲情惡夢與報復慾望。奉勸野草莓應該弒父，而老師們「莫作之師，莫作之父」。趙剛認為，被惡夢纏繞不醒的野教授不願面對這八年以來的社會倒退，不明白現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而這個時代的問題應該在於：「如何面對全球化對公義社會的挑戰、人們該如何停止妖魔化並面對那內在且外在於國人的『中國』、如何盡己之能以推己之心幫那些在野草莓旁流連不捨的中下階層中老年人找到超越歷史悲情的希望…」。難道這些問題不是野學者們苦心經營與思索的課題？難道趙剛不知道這些問題其實早就是許多青澀學子開始理解社會的起點？然而趙剛卻認為這些問題都被忽略，彷佛這八年我和趙剛是活在不同社會裡。我在2001年進入大學就讀，接著從相對保守的歷史學科跳到社會學領域，就是想要找一個更有解釋力的視野，來理解趙剛所說的全球化的挑戰或者台灣的認同難題，也都是因為這些野教授的提點，才有進一步的體會。我絕對不是要去尊崇野教授，相反的我們在這次運動之中很多時候花了很多時間在嘮叨這些野教授的不是，我相信經過這次運動，我們已經做了足夠的除魅工程，在合作與批判之間，在互不信任與取得諒解之間，在流言蜚語與誠懇溝通之間，野百合的學生們跟野百合已經可以平等地對話，野草莓運動不是一個嫡傳關係的展現，而是世代之間重新去建立一個有別與師生而是夥伴的協力關係，這是這個運動的具體成就之一。
我不是要為野教授辯護，他們比我更有能力為自己辯護。我只是要提醒趙剛，我們不能否定或簡化每個人在不同的社會情境所做的集體與自我的努力。恰恰諷刺的是，我的社會啟蒙經驗有很多時候是出現在趙剛等進步學者看不起的台灣正名的國族主義落後的場子，我們之中很多人就是在他所謂的緊脫不掉的惡夢之中奮力向前，那些歷史的恨，國族的夢，我們願意保持清明的反省但堅決概括承受。但趙剛不願理解，他也無法理解，他若想要理解這些就必須先從自己的惡夢之中醒來。
更何況，野草莓的組成份子不只是這些野教授的學生而已，許多學生甚至不太認識范雲或吳叡人是誰。這些來自各校異議性社團、社運組織或者單純是帶著樸素民主主義熱情的的學子們，很多人與藍綠政治相隔非常遠，對統獨可能也不太堅持，趙剛看到了這些人的能量，並給予深深期待，但卻把這股能量放在一個不具體存在或者被過度詮釋的牢籠之中，他認為青年人若能脫離這牢籠，則趙剛他們這一代可以「雀躍而喜」。這問題不會太難，只要趙剛拿掉自己想像的牢籠，就能看見能動性在哪裡，這股能量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趙剛搞不清楚或者有什麼力量逼迫他不去搞清楚的事情還有很多。例如，趙剛憂心台灣人心中的中國被妖魔化不是一天兩天，但是，這些野教授和野孩子扎實地做中國研究也不是一天兩天，而且還不是跑跑數據弄弄書面的政策分析，很多人老早就帶著一堆學生進去民工學校、工廠生產線、基層社區蹲點作田野。我必須坦白講，相較於某些台社進步知識份子們對於中國的憧憬，這些野教授們還做了更多平實的中國社會分析以及與中國公民社會連結的工作。趙剛又認為，這八年來「社運偃息」。這種說法不知道要傷了多少社運工作者的心。偃息的或許是趙剛心目中看不見的那種社運。不比80、90年代社會力沸騰時的景象是一回事，但是近年多元的社運發展我們也歷歷在目。舊的社運類型不談，這八年來（不過我不懂為何要以八年作為區隔），有機農業、社區大學、媒體改革、轉型正義、網路媒體、或者是風起雲湧的紀錄片攝制，我光講這些是因為我或者我的朋友有在參與，也有非常多的野教授參與在其中，我孤陋寡聞，實際上運動類型一定更多。不知道趙剛是覺得這都不夠自主、不夠超克藍綠，所以不算社運？
趙剛不會不知道這些事，例如，趙剛不會不知道這些野教授平時都在做些什麼事情，他搞不好還審過中國研究的論文，與其說他擔心這些野教授，不如說他擔心的是台灣民族主義。而對於台灣民族主義的憂心，使得他把所有可能的台灣民族主義分子都變成他批判的對象。是的，就是民族主義的問題。野草莓拒絕碰觸，而趙剛也不敢直接了當地講。趙剛說：「但我必須質疑那個將可能有夢的運動框箍成一個惡夢纏繞不醒的某些野教授們」、「認同問題或許經常不是重要問題，但有時是，公共知識分子必須要盡可能地誠實處理自身的認同問題」話總是沒有說完，為何趙剛同情父母親的中國情懷就是誠實處理自身的認同問題，而野教授就是被惡夢纏繞不醒？為何一個野草莓，能夠引起這麼多成見，何以當紅杉軍出面倒扁之時，趙剛認為這是自主公民運動，而野草莓則是父子宰制關係、狹義的政治訴求、沒作功課、時空錯亂。並且趙剛至少批評過野草莓兩次，認為野草莓成為既有政治鬥爭格局的一部分，加深了對立的局勢，難道紅杉軍就不是既有政治鬥爭格局的一部分？
但是，這樣子的批評對於紅杉軍和野草莓而言都是不公平的，因為每一個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都必然鑲嵌於原有的社會分類之中。由此開始可以針對李丁讚的文章一併回應。李丁讚和趙剛都出現一致的盲點。李丁讚「野草莓的世代課題」的問題是，為什麼野草莓不像野百合一樣，能夠召喚出一整個世代的熱情？他的回答是，野草莓的訴求使得自身染上綠營色彩，並且不夠進步，無法指涉一整個世代的難題，也無法喚起世代共鳴。李丁讚與趙剛在社會學的圈子，明顯是屬於不同光譜的人，但在二位在野草莓的分析上，卻呈現了某種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可以由一句簡單的話說出來：野草莓由親綠學者和親綠學子所帶領，他們的訴求無法凸顯這個時代應有的進步性，卻流連於舊日戒嚴時光，無法影響更多人。
他們批評野草莓的一個重要立基點就是野草莓的親綠色彩，李丁讚認為野草莓要脫離這個困境，就不能只批判執政黨的國家暴力，也要批判現今在野黨身為執政黨時期的國家暴力。其實野草莓的組成分子之複雜，早不是藍綠可以輕易劃分，恐怕每一個野草莓參與者，甚至核心的運動組織者都要花時間好好相互辨識彼此的政治態度。並且野草莓在運動過程之中，早就不斷告訴大家一個重點，國民黨現在對人民所做的侵害人權的事情，民進黨執政期間也做過，所以野草莓曾經要求蔡英文主席代表民進黨公開道歉。
但是，我不認為如此各打五十大板就可以宣稱野草莓的中立，事實上對於這種中立我感到十分不安。許多人把國家機器與國家暴力當作去脈絡化的抽象概念，然後說在台灣的兩個主要政黨都有可能掌握國家機器，因此要對國家暴力負起一致的責任。但是我們必須回到台灣歷史來看，去理解國家暴力在台灣的脈絡是什麼？正如同李丁讚所說的威權時代留下來的歷史遺緒，基本上台灣的治理機器和國民黨有很長一段時間是複合體，這個國家暴力的施展是在特定的治理性之中產生的，要求野草莓批藍也要批綠，可能搞錯了真正的核心問題。
我也可以理解野草莓的訴求引起了許多綠營支持者的關心，每一個社會運動都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之中尋求發展，野草莓不應該站在一個歷史的制高點去切割自己和本土陣營的關係，野草莓也是這些恩怨情仇的一部分。對於學生而言，更重要的是和這些本土陣營的組織者與群眾，不斷反省、互相協助，把這股社會力帶往更好的方向，才能去衝破藍綠魔咒。所謂運動的進步性不應該建立在政治潔癖之上，而是要去積極地去面對自身所處的尷尬歷史情境。我不如李丁讚所想的那麼樂觀，認為現有的民主機制能夠解決威權的遺緒。我相信台灣的民主，但我更相信要做到民主深化，就必須進行更廣泛的社會動員，而在這個社會動員的過程，我們就必須重新重新思考自己在現有的政治版圖中的相對位置。野草莓運動集體發展出多元的社會關懷，像是樂生、三鶯部落、圖博等等，都可以視為在現有的政治位置上努力提出新的批判視野。
野草莓這陣子常被說成一個世代，與野百合世代相互比擬。趙剛如此，李丁讚也如此，姑且不論所謂主要是由野百合世代所構成的野教授們是不是同質性那麼高的一個群體，野百合確實是一個顯著的世代，但過度強調野百合的世代同質性時，其實就忽略了這個世代打造過程中的權力關係，那些在90年代被放逐的反文化主義者、或者歷經90年代的激情後，面臨人生瓶頸的基層政治工作者，不知道我們眾口紛紜或是李丁讚在文章之中所讚揚的野百合有這些人的位置嗎？正因為如此，面對這一次的野草莓運動，我們必須謹慎使用世代這個詞彙。野草莓一方面不該代表整個世代發言，另一方面，野草莓要努力去辨識運動參與者或是整個世代的差異性，重新去建立問題意識和相互協力的方式。
然而，就像年鑑學派史家布洛克喜愛的一句阿拉伯諺語：「人們像自己的時代，更勝於像自己的父親。」我們雖然不敢代表整個世代發言，但知道彼此之間多少有著共通的長相，我們需要回到台灣社會的時空縱深來理解自己的行動，我們這個世代確實有自己的問題要去面對，但是一分鐘會接著下一分鐘，世代之間也不是決然斷裂，不是殺了父親就能成就自己，建立問題的方式不是以新的問題取代舊的問題。每一個運動都要能繼承現有的歷史遺緒，才能知道那個「進步性」是什麼。對野草莓而言，唯有如此，也才能對世代之名有所交代。
延伸閱讀：
趙剛：呼喚野草莓的青春之歌
李丁讚：野草莓的世代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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