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 法治下的警察行為

十一月四日，陳育青女士於圓山飯店被圓山派出所警員要求查證身份，並以其不出示證件為由強制帶回警局，過程粗暴根本把他當現行犯對待，我們要問：警方可以這樣做嗎？

憲法第8條第1項前段明文：「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條文所稱「逮捕」，不限於以刑事程序名義之逮捕，不論國家以何種名義拘束人民之人身自由，皆須依法定程序為之，若無法律明確授權或踰越法律授權皆屬違法。

在刑事訴訟法，有通緝犯逮捕及現行犯逮捕，在警察職權行使法，警方得基於查證身份目的攔停人民（屬於臨檢的一種）。必須注意的是，如果警方之行為已踰越查證身份必要或其他行政目的必要，其對人民所為人身自由拘束應認為已屬於刑事訴訟法中之逮捕，使警方行為受刑事訴訟法較嚴密之規範，方合於憲法第八條保障人民自由之精神。

本事件中，警方盤查身份之行為，可能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第6款。該款所稱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依同條第2項在「防止犯罪、處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有必要」之前提下，警察機關主管長官得指定一定區域，對於進入該區域之人得查證其身份。因此警方盤查身份之合法性，須先檢視該區域之設置是否合法。

按，該管制區之劃界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2項之一般處分，其發生效力依該法第100條第2項應經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代替之，當事人謂並無這類警示標語，故該管制區之指定有違法可能。又管制區之劃界雖是行政機關裁量權行使，但仍應受比例原則之限制（手段有助於目的達成、須為可選擇手段中侵害最小者、手段侵害者與目的有益者合比例）；其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則應考慮管制區劃界的範圍（例如以圓山飯店為中心之一定距離的固定式管制區，或是以行進路線周邊一定距離的流動式管制區）是否在必要範圍內確保防止犯罪、處理重大公安與社會秩序。

縱使認為該管制區之設置，在保護陳雲林先生之安全目的下得以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但也僅是接下來警方對於身份查證的程序合法要件。以本事件所涉攔停為例，在警察職權行使法第7條第1項第1款規範下，警察形式上得對進入管制區之人攔停作身份查證，人民有配合及容忍義務。同條第2項復規定，令出示身份證明文件而拒絕者，因無法查證其身份而得將該人民在三小時內帶往勤務處所（即警察局），且非遇抵抗不得使用強制力。

據當事人所述，在進入圓山管制區內業已經歷兩次路檢攔停，復又經警方盤查。首先，對於已經攔檢確認進入管制區之人再次作身份查證，有無再次查證必要？換言之，對於由外而內業已經歷一次身份盤查之人施加第二次身份盤查，這個不利益的歸屬不應該由人民所承受，蓋人民並無重複配合忍受攔停身份查證之義務。其次，DV難以稱得上是警察職權行使法第7條第1項第4款所規範類型之危險物品，警方禁止其使用依據為何？更重要的是，按大法官釋字535號意旨，執行臨檢勤務應限於存在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可能，當事人僅是以隨身DV錄影，難謂有進行臨檢的合理懷疑。最後，雖然警方對於拒絕出示身份證件之人得帶回警局，但仍應受到比例原則之限制，倘無警察實施臨檢作業規定第四點，「有相當理由足認行為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相較於強行帶回警局，應採取勸離才會是干預人民權利最小之手段，從而警方強行將其帶回警局不合於警察職權行使法規範。

警方在踰越行政必要拘束人民人身自由，實質上強度已等同於刑事訴訟法中之逮捕，依首開說明，即必須有合於刑事訴訟法規定之依據，否則其行為即屬違法。本案當事人既非通緝犯，也不是現行犯，警方之規定不合於刑事訴訟法規範，其行為並非依法定程序所為，侵害當事人憲法第8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

政府武力遠優於人民，如果政府行為不依法定程序為之，人民自由、權利將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