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莓學運的啟示：別把民主從台灣的珍貴資產變成負債 –國、民兩黨，乃至所有的「大人們」，我們準備好了嗎？

　　當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大黨都釋出傾向朝報備制的方向修改集遊法的訊息，同時野草莓學運卻無法匯聚足夠的（人氣）壓力，逼得馬政府與劉內閣挺不住而道歉究責，以致最初的新鮮感一過，便因缺乏衝突點而無法繼續吸引主流媒體的關注，乃至自己也因多日堅持下來兵乏馬困，內部不乏收場之議，似乎內外都不看好，只靜待其自然結束之際，身為「大人」的我們必須反躬自問，我們是否曾真的認真聽過他們的聲音，是否真的了解這些單純而素樸的年輕人為何能一再創造驚奇，是否曾好好利用過他們提供的這個機會，真誠而深刻地反省過自己的所作所為與台灣當下所面對的困境？還是，我們依然一如故我地把這看成小孩子的遊戲與年輕人的天真囈語，依然按照我們舊有的思維邏輯來看待這個尚不知該如何命名的新物種，以致錯失這次難得的反省機會，而要有再次滿地找眼鏡的準備？

　　從舊世界的眼光來看，野草莓學運作為「運動」，的確有它青澀不成熟之處，不論是就論述的深度、議題的廣度或動員的能量與組織運作的模式來說，迄今為止似乎都有其難以跨越的局限，以致無法趁勢一舉達成其要求馬政府相關人等道歉、下台及修改集遊法等明示的目的。然而，如果我們只從這個角度觀察這場「突發的」、「偶然的」學運，不但無法理解為何一大群彼此本不相識的年輕人竟可互相信任，共同為了一個素樸的理想，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奇蹟般地一路堅持下來，成功創造出一場大家意料不到的運動，更沒有掌握到這場「運動」的深刻意義與價值，而這是絕無法依據外顯目的的達成與否來估量的。

　　由於這場意外的運動源起於大學生們對於警察違法侵犯人權的單純義憤，所以發起者一開始只把調子設定在捍衛言論自由、人權與推動修改違憲的集遊法等訴求上。當這些彼此既不相識，又無運動經驗的一群人，不期然地相聚而擦撞出一場學運，自此開始踏進複雜的「大人」世界後，雖然承載著許多人的期望，卻面對著更多的懷疑，乃至被媒體刻意欺騙而落入圈套，自然也只能邊做邊學，走一步算一步，小心翼翼地維持他們原來訴求的主軸，而不敢貿然擴大或升高他們的訴求，但這不表示這些年輕學子對台灣目前面臨的問題的認識僅止於警察侵犯人權，僅止於從民主倒退回威權這一端而已。

　　事實上，就在他們回應「大人們」諸多質疑的眼光時，就在他們對審議民主的身體力行中，他們用語言也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對「大人」世界，對既有藍綠二分邏輯與媒體慣有思維模式的深刻質疑。 雖然，他們目前可能還無法清楚地、有條有理地逐一條列這些深刻的質問，而只能用青澀的語言與實際的作為隱約地觸及或點出這些問題，但這無論如何提供了我們一個寶貴的契機，認真去審視來自這批成長於民主而非威權的年代，有著不同於我們的成長經歷，用不同角度看世界的新世代的深刻質疑：我們這些「大人們」，包括主導國家大政走向的國民黨及民進黨等袞袞諸公在內，真的準備好要帶領這些新世代一起步入新的世紀了嗎？我們曾清楚地指出了該把台灣領向何方了嗎？還是我們其實只是等著被淘汰，留待這些正在崛起、一天天成長茁壯的新世代在不久的將來來領導我們？

　　對照國、民兩大黨這次在江陳會中的表現，把台灣得之不易的民主從資產變成負債，我不能不由衷地感謝、讚嘆這批年輕學子的努力和表現。在這次兩岸歷史性的會談中，呵護並捍衛了台灣珍貴民主資產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們這些「大人們」。所以，我認為野草莓恐怕不止於某些論者以為的學運的「春訓」而已，而是整個台灣未來領導世代的春訓。這批真正在「民主」時代成長的新一代不但以實際行動教導我們這些「大人」，民主是該如何使用的，是可以並且應該邀請抗議的不同聲音一起加入討論，而不是拒之於外； 同時也以一路跌破眾人眼鏡堅持到現在的實際行動展現了，民主可以創造出怎樣令人驚奇的可能性，可以帶來何種沛然未之能禦的力量。

　　反觀國、民兩黨在這次兩岸的會談中，出於彼此短期政治計算的考量，一路下來幾乎都是在眾多替代選項中做出最差的選擇，輸了自己政黨的政治前途也就罷了，最糟的卻是賠上了台灣民主的未來 – 在面對威權中國時我們唯一足以憑恃的資產。打從一開始，馬英九總統就沒有展現出作為民主國家領袖的高度與格調，以全民總統的姿態邀請在野的民進黨等共商，藉由民主的方式式整合出能凝聚全民共識、以全民為後盾的對談方案和策略，而是自恃其實只是「一時的」的七百萬票的民意， 強悍地忽視在野黨「時地不宜」的警告，乃至不自覺地自始便為統戰、談判高手的中共所引導，還暗自高興能策略性地把在野黨排除在外，獨佔促進兩岸「和平」與經貿交流的光環，終於導致製造並強化內部分裂與衝突的結果，付出折損民主的巨大代價而不自知，還沾沾自喜於國際上的曝光度，以及民進黨同樣失分的表現所帶來的短期政治利益，運用威權統治時期一貫的技倆，傾全力再次將其抹黑為暴力黨。

　　不過，在這次民主的期中考中，民進黨的表現同樣不及格。身為才剛剛下台，不再是不識執政之無的反對黨，民進黨不曾根據其執政的經驗，就談判的議題與內容提出過清楚且具說服力的替代方案，分析幾項可能的協議將對台灣造成怎樣的影響，應當如何取捨才是台灣最好的策略，強力訴諸輿論與民意的支持，來影響談判的具體走向，展現出足堪引領台灣未來的想像力、視野與氣度。因此，儘管國民黨選擇「國共和談」的模式失格在先，民進黨的乏力無能同樣失分在後。可惜的是，就算國、民兩黨無法捐棄彼此的成見，衷心地合作，以民主的方式整合出共識，至少也應該分扮白臉黑臉，以分進合擊的方式在與中國的對談中盡力為台灣爭取利益。

　　我們看到卻是最糟的結果，鼓吹外交「休兵」，自許能為兩岸開創「和平」契機的馬政府不但不曾考慮援引在野的異議聲音作為談判的籌碼與施壓的策略，讓來自威權統治下的中共代表經歷一場真正「民主」的震憾教育，同時成功向世人展示台灣的民主是成熟而健全的，反而是擺出近乎奴僕的恣態，按照威權中國的公安規格來接待這位儼然是主子的「客人」，以強悍的鎮壓手段與內部流血衝突來堆砌兩岸和平的假象，讓台灣一夕之間從民主倒退回威權。 反過來，民進黨的表現同樣不及格，穿上西裝、錦衣玉食後好像就忘了要怎麼載斗笠、捲袖子，無法以高度的紀律與自我節制，在街頭給予中國代表足夠壓力的同時，又能表現並維持台灣民主的泱泱風範。

　　會有這樣的結果，顯示出儘管國民黨與民進黨共同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囗頭上都支持認同命運共同體或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實際上卻欠缺一體感，不認為彼此同屬一個政治社群，擁有共同的未來，以致雙方連起碼的基本信任都沒有。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堂堂的民選總統，竟然失格到要跟抗議的反對黨玩起捉迷藏的遊戲，才會刻意當著「外人」的面打起「自己人」的屁股來，結果換來的卻只是一句還聽不太真切的「你」而已。這真的是最最糟糕的結果。儘管馬英九總統囗囗聲聲說在主權的問題上對中國不會有任何的退讓，而且實際上可供選擇的光譜極為寬廣，從稱呼總統、台灣地區的領導人、先生等等到避而不見都可以，結果卻硬是毫無必要地在國際媒體的眾目睽睽之下接受「你」的稱呼，然後草草幾分鐘收場，事後卻還阿Q地、志得意滿地以為成功。

　　不知馬政府到底是太過天真還是太過無知，竟然把這些當作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椿，完全不放在心上。事實上，包括以中國的威權維安標準為台灣的標準、更改會面時間、稱呼等等在內的這些瑣屑小事，在在會讓中國「看破手腳」，明白告訴中共擁有七百多萬選票支持的馬政府其實只是顆軟柿子，連民眾的抗議都會害怕、都無能力處理。於是，我們不但沒有示中共以民主的強項，反而是示人以弱，這豈不是明著誘惑在歷史上屢屢藉國共和談得利的中共趁此無知而又無能的國民黨政府主政的良機來謀取利益嗎？面對這樣一個失格而又無能的馬政府，台灣的新生代怎麼敢把決定台灣未來命運的責任交給他們呢？

　　當然，光譜的另一端，最近不斷控訴被國民黨司法清算的民進黨，也不會是新生代願意託付、敢託付的選項。因為，與其說是國民黨的清算，不如說是民進黨過去八年的施政作為對自己的清算。為什麼八年過去了，懷著眾人民主期待上台的民進黨，未能在執政時有所作為，讓台灣的各個層面、讓既有的結構變得更為民主化，而只是滿足於分一杯羹，滿足於確保自己的一份利益。例如，要不是民進黨對於主流媒體的民主化與公共化毫無作為，這次學運未必得如此依賴網路的管道來突破媒體的淡化、抹黑與封鎖。更重要的是，民進黨這些年內在中央與地方執政時諸多不當的作為，例如部分縣市長不准紅衫軍集會遊行，都不斷耗損著台灣的民主資產。雖然公民投票法是在民進黨執政推動下獲得實現，但也就是在陳水扁總統的任內，公民投票這項原本是化解台灣內部紛爭與歧異的民主利器變成了私心自用的工具，以致本身反成了爭議的來源，從而讓我們看不到一絲希望的曙光。

　　令人慶幸的是，就在這個令人感到絕望的時刻，野草莓學運讓我們重新看到一線希望，以及擁有一次寶貴的反省機會。早在圍陳抗議之前便已經站出來，在街頭暴力衝突之前便已經站出來，並且一路「陰錯陽差」跌破眾多「大人」眼鏡延續到現在的野草莓，雖然名符其實是個偶發的結果，但它的參與者卻以實際經驗證明了，野草莓之所以能成為一場「運動」，絕非出自偶然或僥倖，只是我們這些仍習於用舊世界的眼光來看它的「大人們」看不出而已。

　　成長於民主時代的年輕學子們，只需根據自己素樸的感知，而無需任何法學的訓練，便知道陳雲林訪台期間種種警察侵犯人權的作為是不對、不公、不義的。這甚至還不必訴諸憲法保障人權的層次，而根本就是正常民主國家中「非法的」執法行為。令人痛心的是，不只是別有私心的國民黨政客，不只是毫無分辨能力，只知抱掌權者大腿的主流媒體，就連頂著哈佛法學博士頭銜的馬總統，都異囗同聲強調警察的行為「合法」。幸而抱著素樸正義感的學生們站了出來，直斥國家侵犯人權的作為，要求當政者道歉或下台以示負責。他們或許未必人人皆清楚地認知到，包括民主或合法與否等象徵符號的使用，都是在一次次的事件中，在一次次的使用中重新確認其意義，劃定其意涵的範圍，但他們發自內心地覺得，一旦今天我們默認把這些國家暴力的行為界定為合法，認定是自許為民主國家的台灣可接受的行為，那麼將與威權殊無二致。也正因為有他們這番自發的、素樸的堅持，才有幸沒創造出以威權為實質的「台灣式民主」的奇蹟，使得台灣空有民主之名，卻無民主之實。

　　誠如馬總統所說，「問題不在報備，而在暴力」。因民進黨而起及非因民進黨而起的街頭非法暴力行為固然需要嚴正譴責，但自然會有公權力機關予以懲罰。然而，壟斷「合法」暴力之名的國家，骨子裡認為挺兩天就沒事的執政者，卻不會受到國家自己的追訴，因此更是人民關注的對象，更是需要監督的對象。學生之所以不滿足於修改集會遊行法而已，正在於如果他們今天不能累積足夠的壓力逼得掌握國家暴力，掌握人民生殺大權的行政首長就「違法」、「違憲」侵犯人權的行為做出檢討，清楚承認錯誤，做出必要的道歉與追究責任的話，日後就是施行報備制，我們一樣還是要面對這樣的「合法」侵權行為，而且只會日甚一日，往過去威權的方向傾斜。 這些年輕學生們或許無法在理論上說清楚事件與結構的辯證，但他們素樸的正義感告訴他們，這是不容輕輕放過的小事，一旦退讓，台灣的自由與民主就是一步步地倒退。只要翻翻最近這段時間內主流媒體充斥的威權心態，看看有多少嫌警方作為不夠強勢的報導和評論，乃至有馬英九因無力維持基本秩序以致神話破滅的論調，就可知道學生們的堅持是多麼地難能可貴。

　　然而，野草莓學運最珍貴、最值得重視的，還不在守護台灣的民主與自由，不令其退倒上，而在於它在台灣民主政治史及社會運動史上所立下的典範意義。在發起者及工作幹部自始便有意識地堅持下，自由廣場上的學子們以親身實驗昭示我們，民主是門學習與異己相處的功課，必須學會包容、寬容異己，學會互相信任，而不是有我無他的殊死戰。當威權下成長的一代還在互推責任，連認錯與承擔的勇氣都欠缺，遑論提出能吸引人，並且能真正落實的台灣長遠發展藍圖的時候，真正在民主時代成長的一代以具體的實踐教導我們這些自以為識見高其一等的「大人們」，民主原來應該如何運作，又可以帶來何等彌足珍貴的創造性與可能性。儘管這些年輕學子來自四面八方，彼此原不相識，毫無互相信任的基礎，卻可以在共屬一個社群的前提下開誠布公地合作，以理性辯論的審議民主模式，以傳統眼光來看極無效率的組織運作模式，開創出一個新的運動模式。

　　儘管先在的運動條件是如此地不足，儘管他們採用的是如此煩瑣、令人疲累的程序，儘管他們決策的步調看來極為緩慢，從舊世界運動組織者的角度來看甚至常常錯失許多良機，但由於整個運動是建立在全體參與者民主共識的基礎上，所以野草莓才能展現出十足的韌性，也因此屢屢讓人跌破眼鏡，在主流媒體及「大人們」不看好的情況下一路堅持至今。

　　或許，換個角度來看，野草莓不是那麼地毫無基礎。對這些成長於民主年代的網路世代來說，網路上的論辯早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理而非以力服人已逐漸已內化為人格與個人的習慣。 也因為這些在辯論中成長的一代不乏隨著年齡與識見的增加而改變認同與看法的經驗，所以他們更能設身處地為持不同意見者設想，更有寬容異己者的氣度，因此也更能在維持彼此歧異的基礎下合作。這是我們這些在威權下成長的一代難以想像的情形，也不曾有過的經歷，是我們必須向這些鄉民們致敬與學習之處。

　　正是這些將民主深化為自己人格一部分的新世代，而不是我們這些成長於威權體制下，仍習於對抗二分的「大人們」，讓我看到了超越藍綠的一線曙光。或許，受限於運動的主題，或許，受限於迄今的經驗限制，他們並沒有清楚提出要如何超越藍綠，提出一組能彰顯新世代的想法，足以引領台灣未來走向的替代區分。但是，野草莓的年輕學子們至少已明白地唾棄了簡化的藍綠二分邏輯，拒絕凡事「先問黨派、次問利益，最後才問是非」。在這批台灣未來領導世代的思維傾向與人格特質上，我看到了值得樂觀期待的希望，而這有其值得重視之處。

　　因為，儘管表面上台灣的政治體制上已有了從威權到民主的轉換，但其實台灣社會在許多層面上都還沒有真地「民主化」，民主仍然欠缺一個足夠深厚的社會基礎。在推翻了明顯的威權體制的惡之後，我們面對的毋寧是更為嚴峻的考驗。由於我們在未建立起理性論辯的民主傳統、未培養出公民的民主人格的情況下，便從威權跳入表演政治、媒體政治的年代，並且始終糾纏著國家認同與族群政治的問題，以致國、民兩黨（或所謂的藍營與綠營）只需推出一個媒體形象夠好的候選人作為形式上的共主，便可以繼續用比爛的方式，用最簡便的藍綠互鬥或族群動員的方式繼續坐享其位，繼續分贓下去，繼續維持既有的山頭勢力結構及彼此權力間的平衡，繼續以犧牲台灣社會整體公益的方式來牟取個人的私利。也因此，在台北市長任內即已清楚顯示力不足勝任的馬英九，依然能在藍綠結構及媒體刻意塑造光環的情況下，被送上總統寶座，以致有此次的民主倒退。令人悲觀的是，依到目前為止的發展來看，民進黨推蔡英文為主席似乎也只是複製馬英九的模式而已，同樣令人看不太出來希望何在。

　　可喜的是，在野草莓的身上，我隱約看到了，光靠黨產的實質資源或是光靠愛台的空洞囗號，在不久的將來可能都會被淘汰。這批新世代要的是是非，要的是足以領導台灣未來的視野、想像力與氣度。或許，這批年輕學子尚未能清楚地表達出這些對台灣社會現況的深刻質問，或許，他們還無法提出超越、改善現況的具體行動綱領，但是，身為「大人」，我們必須自問，面對這些質疑，我們真地準備好了嗎？還是，就像國、民兩黨以及眾多的主流媒體一樣，我們依然習慣用舊的思維和舊的語言來看待他們，而絲毫未察覺到我們可能很快便會被時代淘汰，被新的世代淘汰？

　　如果，我們「大人們」還有些自我反省的能力的話，那麼，如何在維持台灣既有的自由、民主、經濟發展與政治自主性的情況下，面對中國在軍事與政治之外，也日益在經濟上成為不容忽視的強權這個現實，在生活在台灣社會的人同屬一個政治社群的前提上，如何善用既有的民主資產，在立基於不同的過去的基礎上面對共同的未來，回應當前全球化的局勢與挑戰，將會是野草莓學運給我們的深刻啟示。


湯志傑，中研院社會所助研究員，2008/11/17初稿，11/19修訂